虽然无效不能被类同于为力戒规则禁止的行为而系于这种规则的惩罚（注：哈特还指出，无效绝非惩罚或制裁，把一个制裁的概念扩大到包括无效在内，是造成混淆的一个根源（和一个征兆）。

根本的问题不在于现有的制度设计缺陷，而在于制度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2〕关于这一案件的情况，可参见苗连营：《中国的违宪审查：是否可能，如何可能？》，《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但正如有学者对拉美司法审查诉求所提出的忠告那样，如果不能有更多的法官独立，努力排除对司法的政治和社会干预，违宪审查不可能获得成功。那么，为什么我们还对违宪审查情有独钟？其原因在于，相比于用政治渠道来解决权利保障问题，违宪审查话语不仅在学术上大有空间，而且在政治上更加安全，因为它是整个国家法治话语和实践的标准内容。〔19〕苏永钦：《走入新世纪的宪政主义》，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第9-10页。没有民主，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20〕Alexei Trochev,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s of Russia's Regions: An Overview," 6 EWI Russian Regional Report No. 44, December 12, 2001, pp.7-11. 〔21〕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82页。

可参见赵保庆：《行政行为司法审查与权利保障》，《郑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22〕赵晓力：《司法过程与民主过程》，《法学研究》2004年第4期。大部制改革的根本动因是政府对社会诉求的回应，可以视之社会回应性的自觉改革，具有民主内涵，必将促进宪政价值的实现。

"宪法"与"宪政"，虽是一字之差，却已然百年之别。抵触分为对上位法原则的抵触和规范的抵触。是由于在私人生活中秉持宽容、妥协、诚信与合作的精神，人类才能逐步认识到在公共政治领域践行它们的重要性，才能真正摒弃暴力实施宪政，自治才成为可能。正因如此，建立健全我国规范审查权力体系的基本方向是赋予私人更多、更强的启动权，并让其有机会充分参与规范审查判断的说理、论辩过程。

基于以上共识，10月22日至23日在西安召开的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2011年年会将会议主题确定为"中国社会变迁与宪法"。给付行政领域国家义务具有性质的双重性、来源的广泛性、内容的复合性的特点，其正当性可从人民主权、人权保障和人性尊严获得证成。

这种"宪政"理念及实践，随着基督教《圣经》的传播，给西方法律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沈寿文副教授指出，我国国家权力的纵向配置包括三种情况：一是我国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由于存在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出现矛盾的具体解决方法的规定，因此更容易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在理论上也更贴近国际意义上的地方自治的模式。蕴含在社会保障立法精神中的生存权保障原则、抵制社会风险原则、主要政府责任原则、普遍平等原则和分配正义原则契合了财政立宪主义的内在品质，对于弥补和纠正因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体制性缺陷而致的社会不和谐现象有着重要的作用。但目前还未将民生保障提到人权保障的高度，并且民生的司法救济很少。

我国宪法没有详细规定国家税收方面的立法限制，没有规定财政法案相应的审议程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江登琴讲师以八个刑法修正案为样本，通过比较分析认为，八次修正案从颁行主体上看都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缺少作为最高国家立法机关--全国人大的声音。对于此种矛盾的化解，只能采行促成形式与内容统一的方式，即修改现行宪法，吸纳港澳基本法中主权决断性的内容，使港澳基本法从内容到形式皆符合普通法律的要素，化解港澳基本法的合宪性危机。立足于八个刑法修正案可以看到，在基本法律修改权的问题上，存在着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的权力划分与界限问题，呈现出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限的积极扩张。

第三，修改宪法第一章，总纲部分的第13条，明确税负公平原则，在宪法修正案第22条即宪法第13条后增加一款："赋税应依据法律规定在全体公民之间按其能力平等分摊"。刑法是对严重破坏这些制度行为的惩罚性规定, 主要关注国家政策和公民权利的维护, 其主要内容就是对一系列直接违反各种法律、间接破坏宪法行为的最高和最后一级的制裁措施。

中国传媒大学李丹林教授认为，我国长期具有滥刑的传统，在这样的背景下去强调刑法的谦抑性，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他认为我国社会保障在财政立宪主义下的缺失表现在:一是财政立宪中的社会保障外延狭隘，价值模糊。

具体到中国的宪法实施，宪政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即是宪政的建立。那么，我们这代宪法学者有什么任务？陈斯喜副主任认为，第一项任务是推动宪法的实施，第二项任务是努力形成中国宪法学自身的理论体系。第三，以公民社会为目标构建宪政的社会基础。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杨晓楠讲师认为，刑法与宪法的关系有二，一是保障关系，二是侵害关系。国家有保护人民免受第三者侵害的义务。关于社会转型期间释宪机制的创新。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徐健讲师认为，财政分权的策略及其实践并未转化成稳定的法律制度。此次会议由中国宪法学研究会、西北政法大学主办，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兰州大学法学院协办，于2011年10月22日至23日在古城西安召开。

三、财政立宪主义与社会保障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实行和法治国家的建设均呼唤财政立宪主义理念的落实。第三个是为我国制定了一部比较好的宪法，经过长期实践，现行宪法是比较好的宪法。

我国目前的"先行先试"可以从近代地方立法试验的经验教训中汲取充足的养分，需要注意试验制度本身的科学性、试验性立法的民主与开放程度、地方活力与国家秩序的协调以及社会效用与规范统一性之间的协调。对于中国的的法制与宪政建设，Ｊ.D.B.案具有以下启发与借鉴意义：一是《刑事诉讼法》应该以保护嫌疑人（被告人）的宪法权利为目标定位。

国家对基本权利提供正当程序保障的义务。二是从制度方面提出了民生法治化。二战以后，地方自治和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成为世界宪政发展的潮流，就连具有中央集权传统的法国也在1982年开始了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权的改革。南京大学法学院赵娟教授通过分析2011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Ｊ.D.B.诉北卡罗来纳州案，系统论证了未成年人嫌疑人的年龄应该成为拘留状态分析的要素。

被追诉人在所有的诉讼阶段都享有获得辩护权的权利。民国初年,湖南曾经率先制定了省宪法,成为第一个依法"自治"的省份，然而不旋踵间就在南北夹击中废宪。

关于政党执政合法性问题。陈弘毅教授认为，对于宪政主义在亚洲的前景，和它在亚洲疆域的适应能力可以提供一个审慎乐观的视野。

就其多样性而言，宪法的概念已经脱离了众口一词的意识形态一统色彩。以宪政经济学为视角，宪法作为元规则是财政税收效率最大化的根本。

同时，应该将信访的救济功能取消，但不能取消其政治功能。二是民族区域自治，他认为这种自治并不是国际意义的地方区域自治，实际上高度集权的模式。二、社会转型与宪法的适应性关于宪法学研究拓展的可能性。但在改革三十年亦跨过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困顿的情况下，中央与地方财政权力配置领域的整体性制度却依然未能有效形成。

她认为Ｊ.D.B.案的判决反映了联邦最高法院在米兰达规则适用问题上的最新立场，这一里程碑式的判决使得米兰达规则适用中的未成年人宪法权利的保护程序更加完善，是对米兰达案决定的回归。二是税收的使用必须遵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

对于港澳基本法的合宪性问题。如此，方能增加规范审查权力运作的人权保障之维。

四是税收立法权的分配应符合法治的精神。六是宪法学的影响力有待拓展，不能过分拘泥于传统媒体，要重视学术网站、博客、微博等新兴交流模式。